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图景中,文化唯物主义,即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创立的一种文化分析范式,或者说美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者马文·哈里斯指称的一种文化研究策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20世纪中后期英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那么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
第一,在文化研究的学科视野和关注点等方面。威廉斯与哈里斯都以文化为共同的研究对象,但两人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威廉斯主要从事文学(文化)研究,而哈里斯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显然,他们分析研究文化的学科视野各不相同。因此,尽管他们的文化研究都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共同立场与方法,他们选择了文化唯物主义为共同研究范式,但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及分析方法却各有偏向,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各有侧重。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威廉斯更注重从社会层面、从文化与社会关联的层面进行文化分析;而哈里斯则更注重从人的层面、从人与文化关联的层面开展文化分析。在文化分析方法上,威廉斯看重总体整体分析方法;哈里斯注重个体具体分析方法。因此,他们在分析文化时的聚焦点是不同的,威廉斯注意的是社会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进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形式考察;哈里斯注视的是个体的人们的具体思想、行为方式,进行更为细致的地域的或人种的历史分析。
第二,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修正、充实等方面,威廉斯和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型的反思性拓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们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结构的框架,但威廉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从生产方式扩展到生活方式,用生活方式定义文化,并从语言学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基础”、“结构”、“决定”等术语进行了语义分析,通过吸纳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文化分析的多元决定论,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而且受葛兰西文化霸权观点的影响,威廉斯坚持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既看到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也注重文化结构中非主导型文化的抵抗意义。威廉斯明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范畴,并从总体上强调了文化的基础地位。而哈里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出发,将物质决定论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他把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划分为四个不同层次,认为基础结构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张以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上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异同,坚决反对到人们头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中去寻找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无疑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哈里斯将文化唯物主义基础结构的内容从生产方式扩展到了人的再生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涉及但尚没有充分展开的命题,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不自觉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内容一样,哈里斯对人的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无疑充实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
第三,尽管威廉斯与哈里斯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方面,威廉斯与哈里斯的态度各不相同。威廉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明确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坚持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的解放运动,并积极参与为民众争取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现实斗争。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其政治追求、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交错影响、逐渐演化的结果。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更是现实主义的。但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存有异议。哈里斯公开声明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差异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学说,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纯科学的理论,它反对人类学必须隶属于旨在摧毁资本主义、进一步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运动。当哈里斯执着于远离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的纯粹理论之时,显然其文化唯物主义极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势必出现“唯心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悖论。
第四,在对待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面,威廉斯与哈里斯的态度各不相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术语,它多用于描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特别是用来阐述经济力量与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威廉斯充分肯定辩证法对于文化分析的意义,并积极运用辩证法整体地、历史地、现实地、动态地分析文化及其变迁。哈里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持有异议,他认为辩证法含糊不清,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运用辩证法的矛盾方法来解释所有重要的文化变化,对文化的分析是唯物的、具体的、历史的、非辩证的。当然,威廉斯也有不足之处,他在用辩证法整体地分析文化时,由于将文化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以及伦理的、政治的、美学的意识形态等融为一体,从而将文化无限泛化了。
总之,威廉斯与哈里斯共同聚焦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尽管学术视野不同,研究旨趣各异,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也有差异,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作为学科联合事业的文化研究从英国扩展到美国直至全球,英美合流的趋势显见,因而,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他们共同聚首文化唯物主义亦非偶然。他们共同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促使他们在文化研究中必然面对时代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历史反思,文化唯物主义正是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深度阐释和充实而得到的重要成果。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抑或科学策略无疑对当代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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