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呼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课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共同参与，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观点、新建议、新战略、新理论；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增强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需要破除对西方理论和学者的盲目迷信，激发中国学者的学术原创力，在推动形成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提升国家治理理论研究水平。为此，我们邀请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这一问题，希望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持续、均衡、快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政府自身的行为能力，关注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社会转型中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过程中，探索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成为一项核心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划时代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标志着新时期执政党全面掌控制度体系创新能力和境界的极大提升，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大国治理与整体规制的宏伟政治抱负，表明改革开放大业的国家主导地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治理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社会转型期，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公利与私利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公利与私利的冲突、加剧私利与私利的矛盾，容易造成国家与社会的乱象。因此，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社会治理的体制创新，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津群众参与预算，实现了群众的参与治理，是参与预算改革的重要实践形式。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实行群众参与预算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这标志着党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国家治理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撑以保障目标实现，其中，财政制度最为重要。因为财政制度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集中体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且，有效的财政制度也是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重要保障。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转向开放性社会。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国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不断自我完善和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依宪治国”，这从宏大叙事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能性。作为文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统治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着非常清晰的描述。当执政党宣告未来治国理政的刚性约束是基于这样一部充满现代意义的宪法文本时，人民必然充满着期待；当执政党将这种宣告转化为制度安排时，人民必然拥护这些制度；当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每一个领域的权力行为都服膺于这些本源于宪法的制度中的规则时，人民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主体地位便能够得到可持续的确保——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战略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治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中汲取营养，如此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在现代开放社会的背景中，传统德治主义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同时全球化的经验也被证明是不断被批判、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权宜之计。那么，当代中国的道德治理之路在何方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启示。它没有放弃理想的德性追求，但又立足于坚实的规范基础；它回应了德治主义的传统，但又坚持着法治主义的现实，从而使德性与规范在道德治理中实现圆融。
